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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良

2007/7/18 11:50:42

  当代著名的学者、文物收藏和鉴定家周绍良先生,以清墨与古籍善本的收藏闻名。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周先生祖籍安徽至德,1917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天津三多里周氏宅第。曾祖父周馥(1837—1921),官至总督。祖父学熙(1866—1947),近代著名实业家,民国间两次出任财政总长。其尊人明夔(1899—1970),又名叔迦,是著名佛学家。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周先生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岁开蒙,由桐城姚慎思先生担任塾师;18岁开始分别向唐兰、谢国桢两位先生学习;1936年初,问学于陈援庵先生,一直到1937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作旁听生。这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治学,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喜欢从原始资料的搜集研究做起,数十年间记录了大量的笔记。正是这种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先生广博而厚重的学识,使未曾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先生成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在红学、敦煌学、清墨研究、佛学、唐史和明清小说诸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而研究过程中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成就了先生独特的收藏。   清墨收藏超越前人   受家庭的熏陶,周先生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旧时的书香门第,亲友间常常以墨相馈赠,婚姻嫁娶也以墨作贺礼。先生小时候看到许多墨块上的图案很漂亮,就时常拿来玩。后来,受鲁迅先生提倡版画的影响,认为墨不仅独具实用价值,还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和造型艺术,上面的图案就是精美的版画,于是逐渐收集起墨来。当时的藏墨大家寿石工喜欢收集清代年号墨,受其影响,先生也想收齐清代年号墨,研究清代墨的渊流和清代版画发展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先生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墨(其中大多数是名人自用墨),超过了寿氏所收的一倍。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收藏的道光御墨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藏墨大家寿石工有一二块,张子高仅有一块,先生藏有九块,不同年份者达八品,不同墨作者达六七家之多,当时的藏家无出其右者。1979年3月27日,先生将各式墨一千锭连同三十余件古代书画作品一同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特发给捐赠文物凭证(捐字第213号)。在堂兄周珏良去世后,先生又收购了其遗藏的婺源墨二三百笏。   约从1956年开始,京城雅好集墨的人士,若李一氓、张伯、张子高、尹润生、周珏良及绍良先生,经常不定期举行墨会。聚会时,大家各自拿出珍品,观摩品评、探本究源、去伪存真。从而成就了墨史研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明清墨的研究资料。   周先生不仅爱好集墨,还注重清墨的研究。例如,“贡墨”与“御墨” 过去一直混淆,笼统称为“御墨”。先生在《清代的贡墨和御墨》一文中从形式与意义上科学地界定了“贡墨”与“御墨”的区别;进一步阐述贡墨分为例贡之墨、织造与钞关贡墨和一般贡墨三种形式;御墨分为皇帝专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颁赏臣工的“御墨”两类。   又如,徐康所撰《前尘梦影录》三卷,吴昌绶取其上卷前部纪墨部分刻入《十六家墨说》,题作《窳叟墨录》,总计共四十七条。据徐氏自跋,可知其所记乃全凭记忆。先生撰写《〈窳叟墨录〉质疑》一文,逐条加以核实、考订,证明徐氏所记之墨多有仿造、臆造、伪造及误记之品,多达十七条错误。   曹素功墨铺是三百年来最为著名的墨铺之一。过去不注重墨工历史的研究,曹氏制墨各个时期的情况,不甚明晰。先生数十年来系统地收集曹素功制墨,进行深入研究后,编著了《曹素功世家》一书,凭借知见的曹氏制墨实物、《曹氏墨林》及一部曹氏家谱的残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自曹素功开始制墨设肆,迄述文辈所经历十三世的历史。这是第一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历史的著作。   先生撰写了大量的墨跋,其中专门研究、考证清代制墨的部分汇编为《清墨谈丛》一书;名流自用墨考证的部分为《蓄墨小言》一书。   富藏善本,别开蹊径   周先生很早就开始藏书,青年时期战乱流离之中,没有足够的条件从事于正宗正统的收藏,却炼就了敏锐的收藏眼光,形成了独特的收藏视角,除了《红楼梦》各种版本的集藏外,先生还专门收集唐代墓志拓片、明清刊刻的通俗小说、宝卷、佛经和《大统历》等等。这类藏书对于当时正统的藏书家来说,也许是旁门左道、 不屑一顾。但正是这些独特的收藏,后来逐渐为人所重视,使先生跻身于著名藏书 家之列。江南著名学者王佩诤(1888—1969)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即有《周绍 良》一首:    深闺文笔六百卷,榴花入梦鼓子词。 小说珍本复孤本,牛腰巨梃箧藏之。   王氏与先生的墨友巢章甫来往密切,听巢氏介绍过先生藏品后,异常钦佩,尽 管年龄上他是前辈,但还是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加了《周绍良》一首。现在, 先生是《纪事诗》记载的藏书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家。   收藏明清版小说一万多种   周先生收藏的明清时期出版的小说有一万多种,1961年6月,先生将其中数千种 、六千余册捐赠给了天津图书馆。据南开大学王守义教授考证,绍良先生收藏的《 醒世姻缘》为顺治年间的刻本,是现在可以见到的《醒世姻缘》的最早版本。198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醒世姻缘》就是以先生所藏的版本作底本影印的。 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在一座明代坟墓中找到一批说唱词话,共十五本,其中八本 是演说包龙图故事的。这批词话,刊刻于明代成化年间,可见明代初期这种词话即 已流行,只是由于过去对于这类文艺作品很少著录,藏书家不当作书看待,读书人 鄙视其为通俗读物而不予理睬,因此没有流传下来,论者遂以为产生较晚。先生收 藏有唱本《新刊宋朝故事五鼠大闹东京记》,为唯一的万历本,据了解此书全国共 有七部,其他六部皆为成化本。   周先生收藏的清抄本《榴花梦》,共260册,清道光间李桂玉撰,是我国最长的 一部弹词作品,为现存的孤本。清吕抚撰《精订纲鉴二十一史通俗衍义》,雍正末 至乾隆初正气堂活字泥板印本,为已确知的世界最早的泥版印刷书籍,是当时发现 的孤本。2001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所征集到的同样一册,拍卖价高达21万元。书中 刊有吕抚两篇关于活字泥板印书的工艺文献,对其自制泥活字字母、制泥板印刷此 书方法及所用各种工具都作了详细记载。还附有《印字物件》一文,将所用各种工 具,一一绘制图形,说明其功用。这种制泥板印书的工艺、方法,在我国其他史籍 中未曾有过记载,填补了印刷史上的一个空白。而且,书中刊印的文献证明:吕氏 发明泥板的时间,比过去公认的泥版发明时间即英国人斯坦荷普发明泥板时间早了 近七十年。这是世界印刷史研究上的珍贵文献。   周先生于各种《红楼梦》的版本、译本、续书、评论、图书、谱录、诗词、戏 曲、小说等等无所不收,其中仅《红楼梦》的版本就有七十七种,包括八种抄本、 十五种石印本、两种活字本、一种本衙藏版本及五十一种刊本和铅印本。其中尤以 程刻甲本、程刻乙本、东观阁本、本衙藏本最为珍贵。   1958年4月,周先生与朱南铣合编的《红楼梦书录》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书录》汇集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1954年10月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 种,书中收录有不少先生自己收藏的稀有版本,成为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必备之书。 上世纪60年代,先生又与朱南铣编辑《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一书, 辑录了从乾隆时期到“五四”《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评论和考据方面的主要资料。   先生尝回忆《红楼梦说梦》一书的得失经过:“某日闲游至琉璃厂藻玉堂,得 晤肆主王子霖。彼出示一薄册,展视之,乃《红楼梦说梦》也。此书求之多年,迄 未得遇,一朝相逢,大喜过望,因收之。但书线断烂,遂嘱王君为我重订之,乃留 置其案上。逾日往取,此书却已为有力者强留之,不能为我所有。‘有力者’固知 此书之稀而留之,盖亦行家。王君为我设计,影抄一册相赠,即此册也。”事后先 生才得知夺爱者即当时权倾一时的康生。   拓片收藏源于唐史研究   周先生收藏拓片源于唐史研究。1936年,先生先是师从谢国桢开始唐史研究, 后来又拜师于陈援庵门下,与启功、柴德赓为同门。援庵学术门径是首先要把《资 治通鉴》读一遍。周先生热心唐史,请示老师得允许先从《唐纪》部分着手。于是 取两《唐书》相与对读,发现援庵先生的名著《二十史朔闰表》时有讹误,因为墓 志上都有年月日的记载,于是就搜集一些唐人墓志拓片,利用其中墓主入葬日期的 干支来校订《朔闰表》。当时唐墓志拓片尚不为人所重视,碑帖商闻讯后纷至沓来 ,经过日积月累,形成了唐墓志拓片的特色收藏。先生所集各类石刻拓本,至少在 5000件以上,其中仅唐代墓志就达4000件。2002年5月先生将2600余件唐碑和墓志拓 片转让给国家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被国家图书馆收购的538种571张拓片中有498种 515张曾经著名收藏家章钰、罗振玉等收藏过。先生并先后编辑了《唐代墓志汇编》 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据有关学者统计,《唐代墓志汇编》一书共收石志、砖 志、塔铭等3007种,其中由先生提供的墓志拓本为1773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 右;有唐一代历经290年,计25个皇帝、80个年号,先生提供的拓片时限则涉及22个 皇帝、75个年号,时间跨度为280年;169种为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所缺藏 。《汇编》是汇集墓志资料的录文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著作。   收藏《大统历》最多的人   明代的历书被称为“大统历”,明末清初的学者就很重视对“大统历”的研究 。著名学者黄宗羲就有曾专门研究。清中期以来《大统历》甚为罕见、珍贵难求, 被列为善本,藏书家和学者对之梦寐以求。清代大儒钱大昕只见过万历八年(1580 )《大统历》残本一卷。藏书家叶德辉曾见过一册《大明万历二十年岁次壬辰大统 历》,惊为稀见之书,请人照样影抄。20世纪30年代,藏书家傅增湘无意中于拆装 旧书时,在页中拆得《大明万历七年岁次己卯大统历》一册,惊为奇遇,装订之后 ,遍邀鉴赏家观玩。现代藏书家周越然,藏有大统历四册,甚以其所藏为自豪,并 撰有《大统历和时宪历》一文。周先生回忆:1946年,自川北返,路经上海,拜访 周越然于其寓庐,得以看到周氏所藏四册《大统历》,周氏尝自矜为得天独厚。李 一氓先生以收藏《大统历》闻名,共收藏有二十多种,一直被大家公认为近世收藏 《大统历》最多者。在历年来古籍善本拍卖会,隋唐写经、宋椠元刻时有出现,《 大统历》拍品却只出现过嘉靖二十二年(1543)刊本(成交价24200元)和万历五年 补修本二册,其罕见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鲜为人知的是先生收藏有五十余种《大 统历》。   上世纪30年代初,国都从北京迁至南京,北京经济随即萧条,大批的小庙被拆 除,在佛像中发现许多《大统历》和宝卷,周先生的祖母及父辈深信佛教,经常参 加佛事活动,由于佛事活动占用的时间较长,往往就由先生代表去参加,日久天长 寺庙里的僧侣与先生逐渐熟悉起来,常常将拆佛像时发现的宝卷和《大统历》送与 先生。北京当时的小寺庙大多是明朝万历年间修建的,基本上很少有崇祯年间建的 ,故先生收藏的《大统历》以万历年间的居多,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崇祯年间的只 有一部。先生积数十年之力,共得五十余册《大统历》,其中有很多是国内孤本。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汇集了全国各地的藏书 ,共收录《大统历》88种91册。周先生所藏的《大统历》有十九种为《中国古籍善 本书目》以及其他藏书目录所不载,尤其是景泰年间的《大统历》未见其他书目著 录。在公私各家所藏《大统历》以天顺四年(1460)为最早,而先生所藏最早的为 正统十一年(1446),可能是现今存世最早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 ,周先生都是收藏“大统历”最多、藏品质量也最好的收藏家。1991年先生将所藏 “大统历”悉数转让给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宝卷也是先生藏书的精华部分之一。宝卷一直未被藏书家所重视,明清藏书家 均不收藏宝卷。国内对宝卷的收藏始于二三十年代,收藏家也仅限于郑振铎、马隅 卿、傅惜华、吴晓铃、赵景深、胡士莹等几位学者。年轻的周先生慧眼识珠,注意 到了宝卷的价值,共收藏有二十多部宝卷,虽然为数不是很多,但绝大多数皆为孤 本或珍本,其中《销释金刚科仪》,明嘉靖七年(1528)二月刊本,是现在可以见 到的“金刚科仪”最早的本子。   周先生的珍贵藏品,已经无偿捐献或低价转让给了国家,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 、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但先生保护珍贵文物、民族文献的功绩是不应该被人 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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